关于被告人张某某涉嫌抢劫罪一案

辩 护 词

（2019）腾智刑字第47号

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
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张某某父亲的委托，并征得其本人同意，指派高文律师即我本人，担任被告人张某某涉嫌非法拘禁罪（后变更为抢劫罪）的辩护人，依法为其辩护。

依据《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三十七条之规定，辩护律师的职责，是根据事实和法律，提出被告人无罪、罪轻或者减轻、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，维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。

经过今天的法庭调查，案件事实证据已经基本查清，辩护人认为，起诉书依据第7节和第9节事实，指控被告人张某某涉嫌抢劫罪的定性有误，主要原因是没有做必要的人员区分及事实梳理比对，导致“模糊化”处理。但实际上，每个参与者的角色、地位、节点和作用力是完全不同的，对于是否定罪及如何量刑，有必要予以区分。对此，辩护人围绕该两节指控，发表如下辩护意见，供合议庭评议时参考。

一、关于起诉书第7节指控，即被害人丁某的受害事实

根据上述丁某的受害过程，并结合相关涉案人员的地位、分工和作用，及刑法因果关系等。辩护人认为，张某某在丁某一节事实中扮演“大哥”角色的行为，情节显著轻微，不能被评价为犯罪行为。而且，即便是从丁某受害过程的整体上评价，也不易将该节事实定性为涉嫌抢劫罪。

（一）关于张某某在丁诗义一节事实中，不能评价为犯罪的理由

第一，从张某某扮演“大哥”角色的起因来看，其是被迫而为。

2018年3月18日，时任某室主任的唐某，也是张某某被诱骗进传销窝点后，对其产生巨大心理障碍的人，到某2室找到张某某，要求其扮演一次“大哥”角色。张某某表示“自己没有经验，会把事情搞砸”。但是，唐某称“没关系”，张某某因为惧怕唐某又一时找不到拒绝的理由，便被唐某强行带到了某5室，被迫在新人丁某面前扮演“大哥”角色。

第二，从张某某扮演“大哥”角色的过程及作用来看，实际上并没有完成角色内容及达到预期效果。

从传销组织对付新人的惯例来讲，“大哥”角色内容包括吓唬、了解钱财、修改手机密码、指定师傅，并要连续扮演三天，配合初期对新人的管控和后续“做寝”，实现震慑并稳定住新人的效果（因为新人前两三天都是不交不配合的）。

而张某某由于不知道如何扮演“大哥”角色，便模仿着在丁某面前，先是喊了两嗓子，后紧跟着就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冷了场。接着，被现场的苏某接过话，苏某拿起黑板给丁诗义讲课，讲一会课后，扮演“做寝领导”的平某和冯某就进到房间，开始了接下来的“做寝”流程，而张某某就退出了角色。在第一次“做寝”结束后，张某某就被唐某又带回到了某2室。

因此，结合张某某对丁某的具体行为来看，虽然，明高飞名义上具有扮演过一次“大哥”的身份标签，但实际上却“名不符实”，其所扮演的“大哥”角色并没有实施完毕，“大哥”角色的效果也没有实现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张某某在该节事实中参与时间较短，仅两个小时左右。

第三，从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上看，张某某的行为不是丁某受害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或直接原因。

根据在案查明事实，被害人丁某在整个从被骗到传销窝点至购买“产品”，大概经历了十二、三天的时间，中间被三次“做寝”，并被传销组织不断上课“洗脑”灌输发财之道，同时受到两位师傅的屋内监控，及窝点内2位安全员管控，包括其他同处一室的被传销人员的言行影响，才最终决定购买“产品”。而张某某在整个事实过程中，仅在丁诗义到达传销窝点时，扮演过一次“大哥”，且因不熟练而导致角色内容没有实施完毕，即被人接替，并于当晚被唐某带离该传销窝点，一直到4月1日，张某某被唐某安排换寝而才再次回到某5室时，此时丁某已经购买过了15套产品。这是其一。

其二，丁某在自己的陈述中，明确提到自己决定购买“产品”的原因是：“因为不购买产品就不能加入他们，每天没有自由，还要担心被打。我一开始想少买一点产品，但苏成举说，你身上还有多少钱，我就怕了，我怕他又打我，说我没有考察清楚，没有下定决心加入他们，怕他打我，才购买产品”。 此描述，清晰的反映了危害后果即“购买产品”发生的真实原因。

其三，被告人张某某没有殴打过丁某，受害人丁某的陈述，也没有提及张某某对其有过殴打行为，仅是提到张某某扮演“大哥”时，抓过他的衣领，但紧跟着就让他做下了。而该“喊两声，抓住丁某衣领让其做下”的行为，与当天晚上丁某经历的整个“做寝”相比较，对于丁某的心理影响力较低，更与之后的十二、三天，直到丁某作出购买决定，两者之间的作用力及因果关系微乎其微。

其四，即便是从全部角色分工上看：传销窝点的临时分工包括“打牌人员”“大哥小弟”“黑脸白脸师傅”“做寝领导”和“天津天狮公司领导”等角色；日常固定分工包括“安全员”“生活员”“主任领导”等角色。在整个角色分工中，各角色对新人的影响力和作用力是不同的。对新人形成持续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是监禁和“做寝”，并非“大哥小弟”和“打牌人员”等非持续性的临时角色。

由此可知，被害人丁某购买产品的主要原因是怕被拘禁（两位师傅），及怕被打（苏某），而才决定购买产品，此购买决意和被告人张某某的行为之间，无论是从行为与结果的作用力角度讲，还是从时间间隔的角度讲，张某某在心理上或行为上均无法对丁某是否购买“产品”起到刑法上的因果关系。

综上所述，被告人张某某在丁某一节事实中的行为，尚不足以被认定为犯罪。

（二）即便从整体上评价丁某一节事实的性质，也不易定性为“抢劫罪”

第一，本节指控不具有抢劫罪所要求的“当场性”。

抢劫罪要求，受害人在受到暴力、胁迫行为时，当场交付财物，即交付财物的“当场性”。

而本案中，丁某决定购买产品是其陷入传销组织的第十二、三天时，在此之前最近的一次暴力是七八天前的第二次“做寝”，这个七八天期间，只有上课“洗脑”和拘禁。也就是说，丁某交付财物并不是在其受到暴力殴打或暴力胁迫时，而做出的决定。那么，对于暴力手段与交付行为存在一定时空的情况下，不能轻易认定为具有抢劫罪的“当场性”，否则任何基于持续性的压力而交付财产的行为，都会被评价为抢劫罪。

退一步讲，即便是将丁某被拘禁的整个过程视为“当场性”，那么除非证明丁某在整个期间，始终处于“不能反抗、不敢反抗”的无意志自由的状态。而事实上，在丁某被拘禁的期间，起主要作用的是上课“洗脑”和没有人身自由，并不是基于暴力手段的恐惧。况且，丁某是可以选择不购买产品，不交出银行卡，不说出银行密码的，不购买产品的不配合行为，只是换来不能免除两位师傅的监督而已，即便购买产品，未经“领导”同意，也不能出门或随意给家人打电话。也就是说，对于丁某购买产品的决意和行为来讲，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暴力性手段相互存在。故认定为抢劫罪，缺少“当场性”的事实证据。

第二，暴力、胁迫手段没有达到抢劫罪所要求的不能反抗、不敢反抗的严重程度。

抢劫罪要求：受害人基于暴力、胁迫行为而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，在完全没有意志自由的情况下，不得不而交付财物，该交付行为是完全违背受害人的主观意愿的。

回看本案，受害人丁某一共被“做寝”三次，第二次“做寝”发生在丁诗义陷入传销窝点后的第三、四天，而决定购买“产品”是第三次“做寝”，发生于第十二、三天的时候，该次主要是由苏某、刘某和丁某单独谈话完成。也即是说，丁某决定“购买”产品，主要基于不断的“洗脑”及较长时间拘禁，而才想通过妥协方式换取相对的自由，或是为日后逃跑创造条件，此“购买”决意不是在完全尚失意志自由之下决定的，而是丁某权衡利弊后的一种策略选择，尚不完全符合抢劫罪所要求的“不能反抗、不敢反抗”的受迫程度。

综上，根据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，即便从整体上评价被告人丁某一节事实，也不易将该节指控定性为“抢劫罪”。

二、关于起诉书第9节指控，即被害人刘某的受害事实

根据以上分析，同样不易将刘某一节事实，从整体上评价为抢劫罪，理由同上。那么，根据办案机关初期的定性意见，是否可以将该节事实评价为非法拘禁罪呢？辩护人认为，整体上可以将该节事实评价为非法拘禁，且定性为非法拘禁罪，此符合类似传销案件的通常处理方法（包括第7节指控）。但是，在此基础上，在刘某受害过程中，张某某担任“师傅”角色，是否成立非法拘禁的帮助犯呢？辩护人认为，从张某某的客观行为看，其具有帮助非法拘禁的情形，但因其行为并不是拘禁刘某的实质、核心行为，故也不易评价为非法拘禁行为，即便是认定，也因情节轻微，可以不予刑事处罚。具体理由如下：

第一，根据传销窝点即百合春天1702室内的分工及房屋状态，除主任领导、买菜生活员、安全员，任何人都没有机会逃离该“窝点”，均属于被拘禁状态。

因为，传销窝点的房门是反锁状态，窗户是固定死的，内部无法打开房门或窗户，而通信手机由安全员统一保管，若没人从外面开门，根本无法出去或与外界联系。其实，刘贵芳也好，明高飞也好，都是处于被非法拘禁的状态。

第二，张某某名义上是刘贵芳的师傅，实际上就是刘贵芳的服务生。

新人通常有两名师傅，一名称“白脸师傅”，另一名称“黑脸师傅”。“白脸师傅”主要负责新人的生活照料，包括端茶倒水、洗脚、洗衣，聊天谈心；“黑脸师傅”主要负责监督看管新人的一举一动，包括睡一个被窝、洗脑教育、教导训责。而张某某就是刘某的“白脸师傅”。虽然，张某某有时要陪同刘某上厕所，但实际上是受“黑脸师傅”黄某的安排，并兼具有防止刘某自残，保障其安全的作用。从整体上来讲，张某某对刘某是否被非法拘禁，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作用，有无张某某，刘某都逃不出去。

第三，从张某某担任刘某的“师傅”的原因来看，张某某属于被迫行为。

张某某扮演新人师傅，是受“领导”强行安排，且没有任何人提前告知张某某。 在 陈某 要求刘某挑选师傅时，刘某当场选中了张某某，张某某感觉很惊讶，当场予以拒绝，称“自己没有经验，干不好”。但“领导”陈某称，“不会，让黄某来教你”，坚持让张某某担任刘某的“白脸师傅”。而黄东同时予以附和“我来教你”，导致张某某被迫无奈，当了刘某的所谓师傅。

第四，从刘某的受害过程来看，张某某参与度较弱。

刘某是于2019年3月29日下午被发小文某某以学技术找工作为由诱骗到嘉善县传销窝点，到传销窝点后被非法拘禁和“做寝”的主要因素或推动力均与张某某无关，且张某某从没有劝过刘某购买“产品”，反而劝刘某找机会逃走。

以上四点说明，即便是认定刘某被非法拘禁，也因张某某的行为参与度和作用力较弱，也可以依法免于刑事处罚。

三、无论是第7节，还是第9节指控，被告人张某某在整个传销窝点期间，均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

首先，本案中，按照传销组织的不成文规定，对于发展新人或劝导别人购买产品的，最终会有一定比例的提成奖励，这一点每个老人、新人都知道，但张某某从没有想过要骗个新人回来，更从没有想过要从传销组织内拿走一分钱。

其次，被告人张某某在丁某一节事实中，不仅是受迫而临时扮演“大哥”，而且 张某某从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。

最后，除丁某一节事实，被告人张某某在扮演刘某的“白脸师傅”时，不仅不鼓励刘某购买产品，而且还趁人不备多次暗示刘某不要轻易购买产品。

以上均可说明，被告人张某某没有任何非法占有的目的。

最后，根据庭审情况，如果法院最终不得不判处张某某刑罚，恳请法庭考虑张某某以下从宽量刑情节，对其最大幅度从宽，让其早日回归社会，重新做人

第一， 被告人张某某不仅是被告人，也是受害人。

张某某在案共有八份笔录，其中前三份和后两份详细的讲述了自己被骗到传销组织、又被非法拘禁，及遭受殴打的整个过程。完整呈现了，张某某在传销窝点期间没有完整的意志自由和人身自身，其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传销窝点“主任”的控制。

第二，张某某在本案中属于从犯，且具有胁从犯的性质

被告人张某某深陷传销窝点，不能自拔，其扮演“大哥”和“师傅”角色，均是被传销窝点的“主任领导”所强迫，并受客观环境而身不由己，根据胁从犯的法律规定，其不仅具有从犯情节，还具有胁从犯性质，请求法庭给予最大幅度从宽。

第三，张某某具有坦白情节。

对此，起诉书已经认定，不再赘述。

第四，张某某属初犯、偶犯，人身危险性较低，不具有再犯可能性，请求给予悔过自新的机会。

张某某在被他人诱骗到传销组织之前，在某工程公司劳务队工作，负责工程测量，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，没有违法犯罪前科。本次不慎陷入传销窝点，并被迫参与了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，具有偶发性，主观恶性较低。张某某一旦脱离传销组织，获得人身自由，其再犯的可能性极小，具有自动矫正的客观基础。

以上辩护意见，请合议庭评议时参考并采纳，谢谢！

辩护人：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

高文 律师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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