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 高文律师

在民商事执行领域，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（简称“拒执罪”）是破解“执行难”、震慑失信被执行人的核心刑事手段，也是律师代理执行案件的重要武器。但在司法实务中，拒执罪始终面临双重困境：对申请执行人一方而言，存在线索移送难、公安立案难、证据收集难，控告往往卡在程序入口；对被执行人一方而言，存在行为定性模糊、入罪边界不清、抗辩依据不足，正常民事处分也可能面临刑事风险。

从调解书能否成为拒执对象，到诉前转移财产是否构罪；从“终本”能否直接等同于“无法执行”，到优先清偿案外债务是否涉刑—这些高频争议点，既是控告方的发力点，也是辩护方的突破口。本文结合 2024年“两高”拒执罪司法解释与权威典型案例，系统拆解拒执罪司法认定中的六大核心疑难问题，覆盖财产认定、情节标准、共犯边界、程序路径等全流程要点，为律师办案提供可落地的实务指引。

一、犯罪对象之争：哪些文书能成为拒执罪的追责依据？

拒执罪的适用前提，是存在“人民法院的判决、裁定”。但实务中大量执行依据并非判决书、裁定书，直接导致控告第一步就产生定性争议。

1、民事调解书：不能直接追责，但可“曲线入刑”

关于生效民事调解书能否直接作为拒执罪的适用对象，实务中长期存在分歧：否定立场坚持罪刑法定原则，认为刑法条文明确限定为“判决、裁定”，2000年最高法研究室答复亦明确调解书不属于刑法第 313 条的规制范围，拒不履行调解书不能直接构罪；肯定立场则从实质效力出发，认为调解书经司法确认后与判决书具有同等强制执行力，若拒付调解书无需担责，会诱导被执行人利用调解程序恶意逃债。

现行裁判规则：目前司法实践已形成统一路径—调解书本身不能直接作为拒执罪对象，但人民法院为执行调解书依法作出的执行裁定，属于刑法规定的 “裁定”范畴。被执行人拒不履行该执行裁定、情节严重的，可按拒执罪定罪处罚。这一规则既坚守了罪刑法定底线，也填补了调解逃债的规制漏洞。

2、特殊非诉文书：需以执行裁定“对接”刑事追责

支付令、公证债权文书、仲裁裁决等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律文书，同样不能直接成为拒执罪对象。只有当人民法院为执行上述文书作出准予执行裁定、执行通知书等生效裁定后，被执行人拒不履行该裁定的，才存在拒执罪的适用空间。

此外，针对人身安全保护令、禁止从业决定等特殊裁定，2024年司法解释已明确纳入规制，但设置了严格入罪门槛：需经罚款、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不履行，且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伤害或严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。

3、律师办案提示

控告端：切勿直接以调解书、公证债权文书为依据控告拒执罪，务必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取得正式执行裁定书、执行通知书等文书后，再围绕拒不履行执行裁定的行为收集证据、启动刑事追责。

辩护端：若当事人仅拒不履行调解书本身、尚未进入执行程序，可从犯罪对象不适格角度提出无罪抗辩。

二、拒执罪核心要件之“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”的三大争议？

“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”是拒执罪的核心构成要件，也是控辩双方交锋最激烈的领域，集中体现为三大高频争议。

1、执行能力判断：部分履行能力算不算“有能力”？

实务中大量被执行人以“无全额履行能力”为由抗辩拒执，由此产生争议：仅具备部分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的，能否认定为“有能力执行”？

规范结论：2024 年司法解释第5条明确，“有能力执行”包括全部执行与部分执行的能力。换言之，只要被执行人拥有可用于履行债务的财产，即便不足以覆盖全部债务，也属于“有能力执行”；隐匿、转移该部分财产拒不履行的，同样符合拒执罪的客观要件。

实质判断标准：执行能力的认定需扣除被执行人及其扶养家属的基本生活费用、企业正常经营的必要支出。但实践中不能仅凭被执行人“无固定收入”的辩解直接否定执行能力，而应穿透审查其实际财产支配情况。例如在最高检发布的邓某某立案监督案中，被执行人虽辩称无业无收入，但经查其控制账户累计有 76.5万元可支配资金，且用于高消费而非偿债，最终被认定具有执行能力。

2、拒执行为起算时间如何起算，诉讼阶段转移财产能否追溯追责？

传统裁判规则（最高院第71号指导性案例—毛建文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案）以判决、裁定生效之日作为拒执行为的起算点，但实践中大量被执行人早在诉讼阶段就开始转移财产，待判决生效后已无财产可供执行。对此能否追溯追责，曾长期存在争议。

现行规则：2024年司法解释第6条将评价节点前移至“诉讼开始后”，明确：行为人为逃避执行义务，在诉讼开始后、裁判生效前实施隐藏、转移财产等行为，裁判生效后拒不执行的，可认定为拒执罪。其中“诉讼开始后”一般指被告收到应诉通知后。

法理限缩与辩护空间：该条款并非“只要诉前转移就构罪”，仍需满足核心前提—裁判生效时，行为人仍能实际支配该财产或其对价。如果行为人在诉讼前已合法处分财产，裁判生效时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，不能以拒执罪论处；如果转移行为有真实交易背景、对价合理，并非为规避执行恶意为之，也应排除出罪。

3、清偿案外债务的行为是否构成拒执罪？

这是实务中分歧最大的争议点之一：被执行人在有生效裁判债务未履行的情况下，将财产用于清偿其他未经司法确认的普通债务，导致生效判决无法执行的，是否构成拒执罪？

目前司法实践形成两种对立立场：入罪立场（以浙江、福建等地指引为代表）认为，进入执行程序后，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应优先保障生效裁判的履行，擅自优先清偿案外债务，属于恶意减损责任财产，致使判决无法执行，构成拒执罪；出罪立场则基于债权平等原则，认为普通债权无论是否经司法确认均效力平等，债务人有权选择清偿顺序；真实合法的债务清偿属于正常民事处分，不应纳入刑事评价。

笔者认为，对此不能“一刀切”，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，按两类情形分别处理：

一是，出罪情形。清偿的债务真实合法、已届清偿期，无恶意串通情节的，属于正常民事履约行为，不应认定为拒执。其中清偿劳动报酬、税款、建设工程价款等法定优先债权的，更具正当性，应当排除刑事追责。

二是，入罪情形。以规避执行为目的，虚构债务、提前清偿未到期债务、以明显不合理高价抵债，或与案外人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的，本质是借“还债”之名行逃债之实，应当以拒执罪定罪。典型案例中，被执行人将对外债权无偿转让给近亲属并通过诉讼执行到位，致使生效判决无法履行，最终被以拒执罪追责。

4、律师办案提示

控告端：重点收集债务虚构、交易虚假、对价不合理、双方恶意串通的证据，证明 “清偿” 只是转移财产的幌子。

辩护端：通过举证借款合同、转账记录、催款凭证等，证明案外债务真实存在且已到期，清偿行为具有合法依据，属于正常民事处分。

三、拒执罪入罪之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边界是什么？

“情节严重”是拒执罪的入罪门槛，其中“致使判决、裁定无法执行” 是最常用的入罪情形，但实践中普遍存在 “将终本等同于无法执行” 的认定误区，直接导致入罪标准泛化。

首先，需要对核心误区予以澄清：“终结本次执行”≠“无法执行”。

实务中不少案件直接以执行法院作出的终本裁定为依据，认定“致使判决无法执行”，这是对两个概念的混淆，二者存在本质区别：

一是，性质不同。终本是民事执行中的程序性结案方式，是因暂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而作出的暂时性处理，发现新财产后可随时恢复执行，属于事实判断；而刑法上的 “无法执行” 是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规范评价，意味着裁判确定的义务已不可逆地无法实现。

二是，标准不同。终本仅要求“穷尽财产调查措施”，而刑法上的“无法执行”要求“穷尽一切强制执行措施”，包括查封、评估、拍卖、变卖、扣划、到期债权执行等全部财产处置环节。

例如：仅查封股权但未启动评估拍卖、仅查封车辆但未实际扣押处置的，虽符合终本条件，但远未达到“无法执行”的刑事标准。

其次，通过三步审查法，判断是否达到“无法执行”，应依次审查：一是，执行文书是否依法有效送达；二是，财产调查措施是否穷尽（银行、不动产、车辆、证券、债权等全面查控）；三是，已查控财产的处置措施是否穷尽。只有三步全部完成仍无法实现债权的，才能满足 “致使判决、裁定无法执行” 的结果要件。

再次，在行为类执行案件中，拒不迁出房屋的入罪边界如何认定？

针对判决返还房屋、退出土地等行为类执行，单纯的消极拒不搬迁，能否直接认定为“情节严重”，同样存在争议。

现行裁判规则：2024 年司法解释对该类行为设置了“双重限制”入罪标准：一是，程序前置，需经采取罚款、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；二是，结果要求：需致使判决、裁定无法执行。这一规则体现了刑法谦抑性。例如在张某友、李某华强占物业用房案中，法院判决返还后二人拒不搬迁，但执行法院仅送达了执行文书，未采取罚款、拘留等强制措施，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二人行为未达到情节严重程度，建议法院先采取民事惩戒措施。最终对张某友采取司法拘留后，二人主动搬离，案件作撤案处理，实现了法理与情理的平衡。

最后，关于律师办案提示。

控告端：推动执行法院先履行罚款、拘留等前置程序，固定被执行人拒不配合的证据，再启动刑事追责，提高立案成功率。

辩护端：重点审查执行法院是否穷尽民事强制措施，若前置程序缺失，可主张不符合入罪的程序要件，作无罪或罪轻辩护。

四、在犯罪主体与共犯认定中，对于实际控制人、案外人的追责边界如何确定？

随着规避执行手段愈发隐蔽，拒执主体不再局限于登记的被执行人，实际控制人、隐名股东、案外人能否被追责，是实务中的高频疑问。

第一，对于单位被执行人案件，可穿透追究实际控制人责任。

当被执行人为公司时，实际控制人、法定代表人常以“公司独立法人”为挡箭牌，通过转移公司资金、关联交易等方式掏空公司财产，导致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。

裁判规则：司法实践已普遍认可“实质穿透”思路。在何某某拒执案中，被告人作为公司实际承包经营者，能够完全支配公司业务资金，却将大量资金转入他人账户，用于个人炒股、购车、偿还信用卡等非经营用途，致使生效判决无法执行，最终被以拒执罪定罪处罚。

简言之，公司独立人格不能成为规避执行的工具。实际控制人利用公司法人地位恶意转移、处分责任财产，导致公司丧失履行能力的，应当穿透面纱追究其个人刑事责任；同时单位也可构成拒执罪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并追责。

第二，对于案外人存在“通谋+协助”时，可构成共犯。

2024年司法解释明确，案外人与负有执行义务的人通谋，实施拒执行为致使判决无法执行的，以拒执罪共犯论处。共犯认定的两个核心要件：

1、主观上有通谋：案外人明知被执行人负有执行义务，且与其达成共同规避执行的合意。

2、客观上有协助：案外人实施了帮助隐藏、转移、代为持有财产等具体行为。

实务中，若案外人仅是接受被执行人的正常交易付款、合法债务清偿，且不知晓被执行人涉诉涉执的，不构成共犯；但如果案外人无偿受让财产、以明显低价受让，或专门提供“代持”“倒账”服务的，可推定主观明知，按共犯处理。

五、破解“控告难”的实务方法？

拒执罪适用率低，很大程度上卡在程序入口。目前我国实行 “公诉为主、自诉为辅”的追诉模式，律师可通过两条路径推动程序启动。

第一，利用公诉路径，做好执行移送与立案监督。

实践中，执行法院主动移送拒执线索的比例较低，公安机关也常以“民事纠纷”“证据不足”为由不予立案。对此可分两步推进：

第一步，向执行法院提交《涉嫌拒执犯罪线索移送申请书》，附上被执行人转移财产、拒不配合执行的相关证据，推动法院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；

第二步，若公安机关不予立案，及时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。检察机关会对执行卷宗、财产线索进行实质审查，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，将通知公安机关立案。最高检发布的邓某某立案监督案就是典型范例：检察机关通过主动调查核实、引导侦查取证，成功监督公安机关立案，最终被告人被判处实刑。

第二，用好自诉路径，但补足证据是关键。

当公安机关、检察机关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时，申请执行人可提起刑事自诉。但实践中自诉案件胜诉率偏低，核心瓶颈是自诉人举证能力不足。自诉案件举证要点：

1、程序证据：公安机关 / 检察机关出具的不予立案通知书、撤案通知书等，证明公诉前置程序已完成；

2、基础证据：生效判决书、裁定书、执行通知书等，证明执行义务合法存在；

3、能力证据：被执行人的房产、车辆、股权、银行流水、到期债权等财产线索，以及高消费、转移财产的相关证据；

4、行为证据：被执行人拒不报告财产、拒不配合执行、隐匿转移财产的相关材料。

5、实务技巧：代理自诉案件时，可向法院申请调查令，调取被执行人的银行流水、交易记录、财产登记信息等，弥补自诉人取证能力的不足。

六、量刑与辩护

第一，对于罪数竞合，择一重罪处罚。

拒执罪常与非法处置查封、扣押、冻结的财产罪、妨害公务罪、袭警罪、虚假诉讼罪发生竞合。根据司法解释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若被执行人在执行中转移已被查封的财产，同时触犯拒执罪与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，择一重罪处罚；若以暴力、威胁方式阻碍执行，同时触犯拒执罪与妨害公务罪、袭警罪，择一重罪处罚；若通过虚假诉讼转移财产规避执行，同时触犯拒执罪与虚假诉讼罪，择一重罪处罚。

第二，争取从宽与出罪的量刑情节。

1、从重情节：拒不执行赡养费、扶养费、抚养费、抚恤金、医疗费用、劳动报酬等涉民生裁判的，酌情从重处罚。

2、从宽与出罪情节：提起公诉前全部或部分履行执行义务，犯罪情节轻微的，可依法不起诉；一审宣判前全部或部分履行的，可酌情从宽处罚，情节轻微的可免予刑事处罚。

对辩护律师而言，推动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，主动履行全部或部分债务，是争取不起诉、从轻处罚、免予刑事处罚的最有效路径。

结语

拒执罪既是破解执行难的“利剑”，也应当是恪守罪刑法定的 “准星”。对控告方而言，要精准把握入罪要件，沿着执行程序逐步固定证据，打通程序堵点；对辩护方而言，要紧扣罪与非罪的边界，从对象不适格、无执行能力、前置程序缺失、行为合法等角度提出抗辩。

律师办理拒执相关案件，既要善于运用刑事手段维护当事人胜诉权益，也要避免刑事手段过度介入民事纠纷，在维护司法权威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之间找到平衡，真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